• 生活是作文的源头活水

    星期天。阳光和煦。

    某古园林内。人们徜徉于林荫道上,喜滋滋,乐融融。

    上海市特级教师李春华与“晨曦文学社”新吸纳的社员高二年级的六位同学张滢、高炽盛、樊玉珈、沈秋禾、戴萍、徐丽娟围坐在亭子中的石桌旁,正在热烈讨论这次“假日采风”活动。后来,话题转到了“作文与生活”问题,六位同学就此同李老师进行了对话。这里实录的是对话的部分内容。

     

    生活是作文的源头活水

     

    樊:课堂上,老师说“作文即生活”;书籍中,作家说“生活就是作文”。李老师,您也认为生活对于作文真的那么重要吗?

    李:生活对于作文的重要意义,我无需多说。我给大家说说古今中外一些著名作家的有关故事,你们或许能悟出其中的道理:

    明初著名小说家施耐庵在创作《水浒传》的过程中参考了《大宋宣和遗事》、《宋史》等资料,他之所以能将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人物提高和理想化,从而创作出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优秀长篇小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施耐庵生活在元明之际,目睹当时朝廷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不平,胸中郁积的愤慨不吐不快。更重要的是,他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亲身经历了农民革命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甚至可以说,《水浒传》中宋江等梁山英雄的悲剧结局正是张士诚等起义领袖最后结局的真实再现。为什么写出《水浒传》的是施耐庵而不是别人,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咀嚼。

    赵树理是我们熟悉的一位“农民作家”,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圣手”。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在“山药旦”派中最具代表性。他的成功是与其长期深入生活分不开的。赵树理说,他写作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他的材料从哪里拾来的呢?他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时拾来的。正因为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才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著名作品。《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是他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是他工作中遇到过的人;《李有才板话》中的老字辈和小字辈人物,是根据他的邻里和朋友塑造的;《李家庄的变迁》中被高利贷逼得破产的人,是以他叔父为模特儿的。你们说,生活对作家的创作重要吗?

    曹禺十分熟悉《雷雨》中的人物,他在谈该剧的创作时说:“我对自己作品里写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看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因为这样,他的《雷雨》获得了巨大成功。

    一八九一年十月,契诃夫给俄国的一个大出版商写信说:“如果我是医生,那我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在小德米特罗甫卡 (莫斯科的一条街),跟猫、鼬鼠生活在一块儿。”“生活在人民中间”,这是契诃夫的座右铭。一八九零年,契诃夫患着严重的肺病,可他仍然不顾风霜严寒,乘马车走了四千俄里,来到库页岛体验生活。当时的库页岛是沙皇政府实行苦役和流放犯人的地方,契诃夫整天非常紧张,走访了所有的居民。他说:“库页岛上没有哪一个囚犯或移民是没有跟我谈过话的。”库页岛的生活,使他的民主精神得到了升华,从而写出了反专制、反暴力、反迫害的著名作品《第六病窒》。

    作为同龄人,韩寒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一度成为畅销书。这里我们不想对他的作品作任何评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韩寒式”的中学生生活,也就不可能有他的《三重门》的诞生。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作文离不开生活。如果作者关起门来生编硬造,那只会像作家丁玲风趣的批评的那样,像一个连对象也没有找到的姑娘,在“凭空生孩子”。

    沈:李老师,您能再给我们说几个因缺少生活经验而影响写作的例子吗?

    李:不知你们是否听过这样一则笑话:将去赶考的秀才,满腹忧愁,妻子在一旁问道:“看你写文章像我生孩子似的,怎么这样难?”秀才摇摇头说:“还是你生孩子容易呀!”这时饱受分娩之苦的妻子禁不住惊叫起来,她十分不解。秀才指了指妻子的腹部,又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向妻子解释说:“这是因为你肚子里有,我肚子里没有啊!”这位秀才虽不免迂腐,但他的话却是有道理的,他毕竟知道写文章须肚里有才行啊!

    清代有名的文人袁枚也曾讲到一个“茅檐曝背”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穷汉,一天脱光了上身在茅屋檐下晒太阳, 他们捉着身上的虱子,聊起天来,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从田里的庄稼扯到了京城中皇帝住的金銮殿,一个说金銮殿如何如何,另一个说不对,应该怎样怎样,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过路的秀才见此情形,不禁捧腹大笑。袁枚讲这个故事,是借以强调写作要有自已经历过的生活。他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说:“目之所未瞻,身之所未到,勉强为文,有如茅檐曝背,高话金銮。”

    袁枚的话是很有见地的。试想:罗广斌、杨益言如果不是身陷“中美技术合作所”而又死里逃生,他们能在《红岩》中把那吃人的魔窟揭露得那样淋漓尽致吗?钱钟书如果没有留学欧洲、赴昆明“西南联大”和湘西“国师”执教等丰富的生活经历,也就决没有妙处横生的《围城》。

    鲁迅来自旧的营垒,对旧中国的痼疾有切肤之痛,又自幼熟悉浙东的乡村生活,因此,他笔下的鲁镇、未庄、咸亨酒店,农村瓜田、豆地、社戏,是那样生动逼真;他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乃至几笔描画的杨二嫂,又是那样栩栩如生。但是,就是这样的文学巨匠,当他接触到不熟悉的生活领域时,也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一九二四年,鲁迅曾打算写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为了写这本反映唐朝历史故事的小说,他亲自去过长安,结果怎样呢?后来他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至今连一个字也未能写出。”一九三二年,他又想写一部反映红军生活的小说,并且搜集了一些材料,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去写。对这两部小说未能如愿,鲁迅自己作过分析,主要原因仍是生活的不足,所以他没敢贸然去写。

    还是前面提到的契诃夫,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决心写一个年轻的女革命家,小说是描写一个叫娜嘉的姑娘,毅然冲出家庭,投身革命。但作者对当时的革命者不熟悉,对新生活了解很朦胧,纵然有极娴熟的艺术技巧也不能如愿以偿。一位评论家看了手稿,惊奇地对契诃夫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女孩子们不是这样去参加革命的。像您的娜嘉这样的姑娘是不会参加革命的。”契诃夫听取了这位评论家的意见,对小说作了重大的修改,这篇小说就是一九零三年发表的《新娘》,这是契诃夫一生中最后一篇小说。

    黑格尔说过:“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这就是说,作家的富有,主要看他的阅历、生活经验、社会经历,而不是指他的财产与金钱。例如谢德林曾飘泊于农场,也曾遭受过流放,陀斯妥耶夫斯基做过苦役,狄更斯有过辛酸的童年,小时候在鞋油厂做过工,塞万提斯当过水手,战争中失去了左手,当过俘虏,坐过牢狱,等等。这些人,在财产、金钱方面是贫穷的,但在生活阅历方面是富有的。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我国汉朝的司马迁就发现了,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宋朝欧阳修在《梅圣俞诗体序》中进一步说:“诗人少达而多穷”,“愈穷而愈工”。陆游在一首绝句中说得更有趣:“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意思是说,上天恐怕文人尚未发挥其创作才能,所以常常让他们命运多艰,流落在荒野之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世事洞明皆学间,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颇有道理。只有酸甜苦辣都亲自尝受到,痛苦欢乐都真正体验过的人,才能写出感人的作品。

    然而,富有也不是一成不变。一个文学家,无论他有多大才能,一旦与生活疏远,他的文艺生命也就枯竭了。这时,他便会从生活阅历方面的“富翁”转化而成为“乞丐”。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创作道路就是一个典型。杰克·伦敦从小家境贫穷,他十岁上街卖报,十四岁当童工,以后当水手远渡日本,归国后因在一个工厂受不了资本家的压榨,过上了四处飘泊的流浪生活,被警察抓去做过苦工。二十岁去阿拉斯加淘金,结果落了坏血病回来,从此立志以写作为业。这时的杰克·伦敦在财产与金钱方面一贫如洗,是一个乞丐,但在人生阅历方面,他却十分富有,简直是一个“百万富翁”。因而他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中篇小说《白色的獠牙》,还有他的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马丁·伊登》。但是。他成名之后,过上了挥金如土的阔老生活,这时他在财产与金钱方面成了“百万富翁”,在精神方面反而一贫如洗,沦为“乞丐”,作品粗制滥造,四十岁那年竟因精神彻底崩溃而自杀。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生活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生活经验积累得越多,对生活的认识感受越深,写作材料就越充足,写出的作品就越出色。如果离开了生活,写作必将走入死胡同。

    (本文来源:《特级教师作文谈话录》;作者:李春华)

    时间:2018-02-24  热度:180℃  分类:教学研究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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